一个证券公司老总透露：股市大跌内幕

股民一研究股市上涨下跌的原因，管理层就发笑。涨跌的开关掌握在他们手中，你们却去研究技术啦、这个面那个面啦，这不是缘木求鱼又是什么？

投资中国股市的人，本来应该是非常幸福的。从股市诞生到今天的20个年头，中国经济一直牛气冲天，从来没有低于过7%的增长速度，1990年的GDP是1.74万亿元，到2007年已经是24.6万亿元了，20年增长了14倍之多。作为实体经济的晴雨表，照道理来讲，就是一头彪悍的大牛才对啊，即使投资人有所谓“过度情绪”，最多也就是有时候肥牛有时候瘦牛罢了。

可悲的是，20岁的中国股市从来就没有牛过，一会儿是骨瘦如柴的小猫，一会儿是硕大无朋的大象，股票价格总在喜马拉雅的顶峰和马里亚纳海沟之间来回蹦达着。

是中国股民有着运动员一般的体魄，热爱登山跳海、跳海登山地来回折腾吗？显然不是。中央电视台通过对76万投资者的调查，得出一个数据：从2007年至今，92%的股民亏损，亏损5成以上的人竟然接近6成！须知，今年是“黄金十年”的第二年，也是言犹在耳的“增加人民财产性收入”和“防止股市大起大落”这些“一号”的承诺才说了6、7个月啊。而纵观20年股市的发展历程，至少也有92%以上的平民参与者血本无归，几万甚至十几万亿的平民资财化为灰烬。说中国股市是百姓财产的屠宰场，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中国股市怎么了？

先让我们看看中国股市的结构吧。中国股市由五个部分构成：1、代表法律权威、行使市场监管责任的国家机关；2、被投资者，也就是上市公司；3、投资者，也就是股民、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4、在以上三者之间架设沟通桥梁的社会中介机构，如交易所、券商、会计师事务所；5、由公共知识分子和各利益集团代言人组成的公众舆论。

照道理讲，如果市场各部分各守其职，市场应该平稳发展才是啊，但是事实却表明，18年来，中国的股市一直就是这样要么是猫，要么是大象，来回折腾个不休。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要从市场上涨下跌的原因分析起来。

中国股市从诞生至今，从来都是一个受着严格ZF管制的“政策市”，其上涨和下跌完全是政策人为制造出来的，所以和实体经济几乎老死不相往来。

既然是人为的政策市，为什么不将股市调控成平稳发展的市场呢？因为涨跌得越“暴”，利益得的就越巨大！

设想一下，假如有人能准确地在中国股市的每一个低点买入，又在股市的每一个高点卖出，有个三年五年的，他将拥有多少财富？实在难以想像。不是说成为亿万富翁很简单吗？只要拿十万元钱，找到10个翻番的股票就实现亿万富翁的美梦了。

试想一下，假如这个“神人”在低点买入后，他是否希望在短时间内涨得越高越好？ 而他在高点卖出之后，是否希望在短时间内跌得越低越好？

谁能找到大盘的高点低点？制造政策的人。

谁能找到个股的高点低点？操纵个股的人。

谁制造着政策？中国证监会。

谁具体操纵个股？机构投资者。

中国证监会和机构投资者应该是什么关系呢？应该是猫和老鼠的关系。但是现实是什么关系呢？是一家亲的关系。

一家亲是如何形成的？1、入市靠证监会批准；2、运行靠证监会“窗口指导”；3、 队伍相互融合。

仅仅查公开的资料就一目了然，证监会不过是一个跳板，许多证监会官员们的目标是到被监管单位去享受财富。　　

先看证监会和券商的队伍融合：　　

新银河证券的董事长李鸣曾是中国证监会稽查二局局长；新银河证券的总裁肖时庆曾任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　安信证券总经理王彦国曾在证监会发行部、基金监管部、证监会南京特派办、上海证管办等部门担任要职；国金证券董事长雷波，是已被“双规”的前证监会副主席王益的在证监会时的秘书；平安证券总裁助理张文生曾经是证监会干部；曾任证监会副主席的汪建熙，后来摇身一变，成为合资投行中金公司的董事长；太平洋证券总经理王超，曾任证监会法律部主任，证监会杭州特派办主任、党委书记、证监会稽查一局局长等职；太平洋证券独立董事王连洲更是在业内赫赫 有名，是基金法的起草组长　 ......

再看证监会和基金公司队伍的融合：　　

目前60家基金公司中，15家基金公司的总经理曾在证监会、上证所、深交所担任过要职；此外，还有7家基金公司的董事等也在上述监管部门工作过；甚至美国的也在招募中国证监会的官员：不久前，中投公司砸下32亿美元的美国私募基金弗劳尔斯的董事总经理宣昌，就曾任证监会规划委委员和机构监管部副主任。　　

......

好了，在这样明目张胆的融合中，证监会对市场中两支最重要的主力的监管已经成了左手管右手了。剩下来监管谁呢？管上市公司？　　

众所周知，上市公司是券商辅导、保荐、发行上市的，券商和证监会是一家人后，上市公司和证监会就有了“姑表亲”；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要炒作股价需要上市公司有相应的消息配合，上市公司也要基金拉升股价进行减持、再融资等活动，在市场生存过程中，上市公司通过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也和证监会有了“姨表亲”。都是一家人，那么监管谁呢？　　

还有两支力量：“经济学家”和媒体舆论。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本来就是强势利益集团包装出来的、豢养着的，而这些强势利益集团通过广告购买、信息沟通早已经将大多数舆论媒体收归麾下了；至于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假如他们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在没有集体诉讼制度的中国，在中小股东没有对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权的中国，能生存下来吗？　

现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道德，将证监会、券商、机构投资者、中介机构、大众舆论焊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时候，他们就是反市场的一致行动人！暴涨之后暴跌，暴跌之后再暴涨，就在这疯狂的上串下跳中，一次次绞杀中小投资者的资本，一次次剐削人民的财富！　　

今年年初，沪深两市的流通市值是10万亿，到6月18日已经不到6万亿了，这4万亿真金实银，相当于去年全年国家财政收。80%财富到那里去了？我们知道从去年到今年，印花税、融资、再融资、大小非、基金分红，林林总总加起来，也不过1万亿左右的规模，还有3万亿到那里去了？　　

基金已经偶然暴出了“老鼠仓”，证监会的官员们有吗？假如有，那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因为能主导市场方向的人，从人性的角度，一定是希望涨了再涨，跌了再跌的啊。　

但是目前我们的法律体系能阻止官员的老鼠仓吗？答曰：不能！　

《证券法》中第四十三条就是防范老鼠仓的，怎么规定的呢？“证券交易所 、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从业人员、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和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其他人员，在任期或者法定限期内，不得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也不得收受他人赠送的股票。”这个规定等于告诉证监会以及相关的禁止交易人，买卖股票一定要用老婆、儿女的名义，不可以拿自己的身份证去开户。简直是“严苛”的“酷法”啊，它的目的好像在努力杜绝证监会官员们拥有私房钱！

但是假如就有证监会官员冒天下之大不违，拿自己的身份证炒起来怎么办？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违法责任”在等着他们：“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人员，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股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买卖股票等值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这说明，如果自己把自己揪出来，不但要将赚的钱吐出来，而且证监会还可能给个“警告”啊，“记过”啊什么的处分！如此“残暴”的惩罚，相关人员至少胆子要比米粒大才敢触犯啊！　

前一段时间市场高呼“救市了”的时候，我冷眼旁观，哧哧冷笑：证监会肯定心里想，你们闹得这么凶，说大小非使股票下跌，说印花税让股票下跌，好，我大小非规范！我印花税降下来！你们能耐大，看能将股票涨到哪里去！一个眼色基金就明白了，疯狂地卖；证监会也不闲着，新股拼命地发；“经济学家”也行动起来， 说恐怖啊，越南危机了！美国危机了！印度危机了！看你们那个敢买！等回落几天傻瓜们犹豫彷徨的时候，给你们最后痛击：特批特大的IPO!冷不防提高存款准备金！国资委说国有企业炒股损失要追究......哗啦啦兮大厦倾......　　

暴涨有暴涨的受益者，暴跌有暴跌的受益者，在这场世界罕见的股灾中，有人哭红了眼，有人笑弯了腰！谁是暴跌的受益者？能预知市场方向的人；在目前的市场主体中，谁能预知市场方向？以证监会为核心的庞大的利益集团！　　

假如证监会真心救市，能将股市稳住或者拉上去吗？小意思！　　

去年年底以来中国股市的运行轨迹，就是中国石油的运行轨迹。这个怪胎，到今天依然有2.46万亿的总市值，占大盘的权重13%还多。中国石油涨，则大盘涨，中国石油稳，则大盘稳，中国石油跌，则大盘跌。那么要花多少钱才能让它涨起来呢？今天最多只要花3亿！今天它的价格在15左右，换手率不到1%，全部交易额不足6亿元，用3亿拉升，另外至少有3亿跟风，价格就上去了。其实要稳或者升，只要机构不抛就行了，因为目前这个价格，不存在获利盘，套牢的股民是不会汹涌地割肉的，但是为什么它就跌了下去，带动大盘狂跌6.5%，以至于800家跌停呢？只有一个解释， 根本不想救市，反而想打压股市，制造恐慌，以期获得更廉价的筹码！　　

机构有钱吗？吓死你！不说每次都能成功逃顶的社保基金、疯狂砸盘的保险基金，就说从基民手中收来的公募基金，有多少呢？7千亿！拿出区区0.05%来，中国石油就稳住了，大盘也就稳住了，但是不但不拿，还拼命地砸！要的是什么？暴跌再暴跌！　　

不是说证监会开会要讲政治吗？哈哈，念文件一本正经，下台时稍微眨一下眼睛不是就能会心一笑了吗？

所以，我们知道了，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上形成的利益集团有多么庞大，有多么嚣张，有多么贪婪，有多么残酷，有多么危险！他们就是要在中国股市上先买一只猫，然后以大象的价格卖给老百姓，然后再无所不用其极地让百姓以猫的价格再卖给他......颠来倒去，反反复复地从事着这个肮脏的游戏，最终，中国将为他们这个肮脏的游戏付出巨大的代价！

谁养活中国？中国粮食安全受全球关注
 
作者：季达
在粮食通胀日趋严重的年代，如何让十三亿的中国老百姓填饱肚子就成为当局控制通胀的首要目标。在工商业高速发展、城市工业区和主要耕地交叠、及创造产量奇迹的杂交水稻问题渐现等背景下，中国发展是否将成为国际粮价高居不下的关键，已成为国际上关注的话题。

兰州的居民王吉对近年物价上涨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地的名吃“兰州拉面”了。“去年还是两块钱一碗，今年一开春就变成了四块五，有的五块了。”当地一家拉面馆的马老板则觉得挺委屈：“牛肉涨了，油涨了，电涨价了，煤也涨价了，连铺租都涨了不少，我这牛肉面不涨，根本活不下去呀。”

在王吉和马老板的价格对峙当中，面粉价格却不是重要的因素。中国政府对粮食价格进行严格的“调控”，面粉价格作为政府控价的商品，近年的涨幅其实并不大。以中国小麦主要产区之一山东的价格来衡量，二零零六年中国际市场小麦价格开始大幅上涨的时候，山东面粉出厂价约为一千九百元人民币左右，而到二零零八年中，价格约为两千三百元，两年间的涨幅大约为两成多，远远低于国际市场超过一倍的涨幅。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所谓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对于肉类的需求也将逐渐扩增。（Getty Image）
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农民一直种植不断改良的杂交稻，在提高产量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Getty Image）

粮食价格成控制通胀最优先项目

二零零七年年底，中国宣布取消小麦、稻谷、大米、玉米、大豆等八十四类原粮及制粉产品的出口退税，两天之后，再次宣布从对小麦、玉米、稻谷、大米、大豆等五十七类原粮及其制粉产品，征收为期一年5％至25％不等的出口关税，同时对小麦粉、玉米粉、大米粉三种商品的粮食制粉，实行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

中国媒体报导说，消息宣布后，国际市场粮价大涨，中国国内商品交易所粮价期货则普遍下跌。国内外粮价出现巨大鸿沟。比如大米，目前国际米价每吨达到上千美元，而国内不过两千六百元人民币左右，国际价格是国内价格的将近三倍。

显然，中国政府通过国内外市场的严格分隔，达到控制粮食价格上涨的目标。事实上，去年底北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北京就已经确定了二零零八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重点在于“控制通胀”。作为消费物价指数中权重最大的粮食价格，必然首当其冲受到第一优先的“控制”。

“这完全可以理解，中国有二点四亿人口每天收入一美元之下，他们用于食品的开支占总开支的六、七成。粮价一涨，这些人立即陷入饥寒交迫，社会稳定肯定马上出问题。”一位四川省的官员私下对《新纪元》记者说，因此粮价是北京最重视的商品价格。

事实上，中国大陆内部的粮食价格，主要控制在两家超大型企业手上，一个是中粮集团，一个是中粮储集团，前者控制了粮食的市场价格，而后者控制着粮食的收购价格，其经营不论盈亏都有中国财政部的支持。而其间的价格，则由国务院和发改委来“建议”，这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

粮食补贴补给谁？

二零零八年二月和四月，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等五部门两次提高稻谷和小麦的收购价，将本年新产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水准，即每五十公斤稻谷最低收购价分别比二零零七年提高七元；小麦比二零零七年分别提高三至五元。两次累计稻谷最低收购价提高9％至10％、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提高4％至7％。

然而，对于耕种粮食普遍亏本的农民而言，4％至10％的提价幅度远远不够，尤其是相对国际市场的大幅度涨价而言。这反过来又成为抑制粮食生产的最主要因素。中国最近十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政府收入平均每年以20％至30％的速度增加，城市居民收入年平均增长8％到10％。而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每年仅有5％左右。即使是这个增长数字，“出外打工”收入还占了60％以上。

“为什么不能高价出口点，提高粮价，让农民多赚点钱刺激农民多种粮呢？”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就有这样的疑问，“粮食政策和粮食安全，最重要的是搞对粮价。”

事实上，粮食价格上升而发生的农产品收入增加，大部份都被农资产品价格的上涨吞没，农民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好处。以尿素为例，一九九八年中国尿素价格约在每吨八百元人民币，而二零零八年初已经上升到两千五百元。这个比例，远远比粮价的涨幅大得多。

中国大约有三十多万个化肥企业，它们同样叫苦连天。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等基本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同样受到中国发展改革委员会的“建议”价格限制。在石油价格大幅上涨的前提下，这些企业鲜有盈利者，以致普遍开工不足。

北京很清楚知道这个问题。因此，当国务院准备拿出资金补贴农业的时候，便遇到了补贴谁的问题。发改委的意见，是补贴给化工企业，而不是直接补给种田的农民。“直接补给种田的农民，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基本做不到，补在粮食价格上，大部份补贴会被基层粮库套走，而通过基层政权直补给农民，一是效率低，难以监督，二是可能导致发生更大的社会问题。”农业部的一位官员说，“前两年‘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教训很大。”

中国发展将带动国际粮价上涨

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在一九九八年达到历史最高峰，超过五亿吨，人均消费大约三百八十五公斤。从一九九八年开始，因为退耕还林和城市用地大大增加等原因导致耕地减少，以及粮食价格疲软等因素，中国粮食产量连续四年下降，到二零零四年开始重新增加，但二零零七年仍然没有达到一九九八年的高峰值。

一九九六年，美国的粮食专家布朗发出〈谁养活中国？〉的报告，一度引起全球经济学界的极大争议。按照布朗的说法，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耕地面积将逐渐被商业和工业等城市用地占据，而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活水准提高，则会带来人民饮食结构的变化，人均消费粮食的数量将大大增加。因此他估计，到二零二零年，中国将出现两亿吨的粮食缺口，而中国从国际市场进口这两亿吨粮食，必将带动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大幅上涨。

对于布朗的这个说法，中国政府极力反驳。中国政府认为，中国人消费习惯和中国的经济体制会对粮食短缺形成自我调节机制，新科技的新开耕地也将补充粮食产量，因此中国不但不会因粮食短缺而造成全球粮食危机，而且是“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正面因素”。

根据最新的数据，目前中国小麦和稻米等中国人主食的粮食产量自给率分别达到96％和109％，然而玉米和大豆等却严重短缺。其中大豆产量只有国内消费的三分之一多，其它三分之二必须依靠进口，因此连续多年中国成为国际市场上主要的大豆买家，购入量达到三千五百万吨，占国际大豆市场销量的一半左右。

考虑到这个因素，中国专家估计，中国的粮食自给率目前约为90％。布朗担忧的局面显然还没有出现。

中国城市地区和主要耕地交叠

全球耕地占陆地总面积的10.20％，中国耕地面积约占世界耕地资源数量的8.6％，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3.68％。由于多种原因，中国对于耕地面积的统计在不同时段统计范围与口径的差异很大，国际上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耕地统计资料的可信度存在很大问题，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甚至认为中国耕地面积统计资料有可能存在40％左右的误差。

二零零四年和二零零五年，中国总理温家宝曾经多次强调中国十八亿亩耕地的“生命线”。但这个“生命线”的保护却极为困难。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时期，耕地资源日益受到工业和城市土地利用的经济竞争，部份耕地非农化利用的趋势不可逆转，近几年每年净减少耕地数十万公顷，严重地影响到中国的粮食安全。中国一些专家估计，中国耕地减少的趋势，大约会在二零一零年慢慢减缓，逐渐稳定下来。不过，国际上的经济专家并不这么乐观。美国和日本的一些专家认为，中国的“东亚模式”经济发展，最终结果很可能会走上日本、台湾和韩国的道路，这三个国家工业化过程耕地大量减少，粮食自给率都在50％以下。

中国农业部的一位官员向记者介绍说，中国的耕地大概可以分成高产、中产和低产三类，其中高产耕地只占全部耕地的四分之一，却贡献了中国粮食总产量的50％以上。“问题在于中国城市化、工业化所占据的耕地，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华北平原地带，刚好和中国的高产田重合，这个影响不容忽视。”

创造奇迹的杂交水稻问题渐现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但粮食单产却并不领先。除了稻谷之外，小麦和大豆、玉米等作物的单产量都只是国际先进水准的一半左右。但稻谷，这个中国一半人口的主要食品，总产量和单产都排在世界第一。

这必须要归功于“杂交水稻”的育种。杂交水稻的研究人，湖南的袁隆平一九七三年研究成功水稻的杂交品种，一九九五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所培育成功的杂交水稻，累计为中国水稻增产贡献了四千亿公斤，并使中国的水稻生产领先全球。

不过，杂交水稻也带来诸多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稻农失去当地传统的水稻种子，而杂交水稻未必能够适合当地的气候和土壤。事实上，杂交水稻因为是“外来物种”，更容易受到病虫害的影响，对水质和化肥的要求也更高。因为种植杂交水稻的农家无法自留谷种，所以中国政府强硬推行杂交水稻的普及种植，使得中国农民强烈依赖种子公司以及化肥和农药企业。

根据国际遗传资源研究组织二零零七年的一份报告，中国大面积种植杂交稻，是因为它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基础。可是，三十多年来一直种植不断改良的杂交稻，在提高产量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如：这些水稻品种或抗性单一，或耐瘠薄能力较差，因此对化肥和农药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最终导致种植杂交水稻的成本不断提高。常规水稻和传统水稻品种具有较强的抗病虫害和耐瘠薄能力，无论是外观品质，还是口感，传统或常规水稻稻米都不逊于杂交水稻，在市场上受到了大众的青睐，价格均高于杂交水稻。如果这些品种的产量能得以提高，那么农民的经济收入将得以提高。

实际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推动的东南亚国家杂交水稻的种植，最后都并不成功，以致有些稻农要向政府“索赔”。

中国粮食安全受到全球关注

中国有粮食安全问题吗？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这一点，布朗这样的专家担心的是全球粮食供求平衡，而中国政府则更多地从政治角度来考虑。无论如何，一个人口十三亿的大国，不可能像许多国家那样以“购买”的方法来弥补粮食缺口。

中国的经济如果按照过去二十年的速度继续增长，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所谓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如果以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作为标准，中国人年均食用肉类应该增加一倍半，如果按照欧洲的标准，中国人年均食用肉类需要增加70％左右。按照每公斤肉食需要七公斤粮食消耗，中国人的粮食消耗量毫无疑问将大大增加。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城市的人口人均消耗粮食六百公斤。也就是说，即使全中国人的生活水准达到九十年代上述四个城市的水准，全中国粮食消耗也将增加50％以上，即中国需要七千五百亿吨的粮食才能满足国内市场。以这样的计算，“布朗忧虑”显然并不为过。

一些经济学者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否定“布朗忧虑”。因为在经济学的角度上看，粮食涨价必然带动粮农多种粮食，供应增加导致价格下跌，最后达到另一个平衡。这些经济学者的说法有他们的道理，美国、加拿大、澳洲和巴西等国家，仍然有许多耕地长年闲置。粮食价格大幅上涨，这些耕地将可更充份地获得利用。

然而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的粮食安全，并不是真正的安全，尤其是这种安全还要从美国、加拿大和澳洲这样的国家购买。然而，中国粮食自给自足显然并不现实。中国国土三分之二是山区、荒漠和干旱地带，可供开发成为耕地的土地并不多，而城市化、污染和水资源的限制，都限制了中国粮食产量大幅度地增加。事实上，中国粮食产量已经有十多年徘徊不前。这个问题，将越来越引起全球的关注。